怎样让快递员送货上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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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,新修订的《快递市场管理办法》正式施行,其中关于“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将快递送至驿站或快递柜”的规定引发广泛讨论。
但这条规定似乎形同虚设,许多消费者往往在收到取件码后,才发觉包裹已被擅自投放到驿站或柜中。为什么出的《办法》名存实亡,为什么有的快递明明已经要求过送货上门,但是依然不送货上门?很多使用电商购物的消费者可能都有这样的疑惑。
首先,我们要问:法律法规一定有作用吗?许多人的逻辑是既然有法律法规,任何人就得照章办事,这是最天真的认知。
举个例子,如果你出生的日期在1980-2015年之间,而你有弟弟妹妹,那很糟糕,你父母已经违法;但如果你恰好是弟弟或妹妹,那更糟糕,你的存在已经违法了;你的存在本身就违背了1982年写入宪法的“基本国策”——计划生育政策。你父母违法,可能他们认为亲情关系比法律更重要;国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,则是源于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危机。所以法律便是如此,根据现实处境,有人照章办事,有人置若罔闻。
这个《快递市场管理办法》也是如此,它只是提出了解决方法,但是没有拿出从经济层面解决问题的手段。所以末端快递员选择了普遍“违法”。
生活中大部分问题,其实都是经济问题;快递行业尤甚。
优质快递服务并非遥不可及:送货上门、次日达皆可实现——前提是加钱!疫情期间,严控货物进出口的时候;有一个顾客让我把一大箱酒从中国给他搞到芬兰;最终在他支付了几千元快递费用后,轻易办成。若顺丰、京东等高端品牌未提供上门服务,我们大可理直气壮投诉——毕竟,我们已为高价买单,理应享有相应权益。
然而,除了顺丰、京东、德邦等少数品牌,通达系快递(申通、中通、圆通、韵达等)主打小件业务,商家发货成本往往低于0.5元/公斤。消费者日常购买的小型商品,实际快递费大多不足3元;扣除供应链各环节开支后,末端快递员到手仅几毛钱而已。
如果你认为外卖小哥送一单外卖挣五六块钱是情理之中;那么要求一单只能挣几毛钱的快递员送货上门,那未免有些双标。只要收入不成比例,无论怎么投诉,快递员都不会送货上门——大不了辞职。月薪几千,何苦拼命?还不如送外卖!
之前某平台出钱补贴快递公司,强制让快递员给消费者送货上门,但是过了没一个月,这个服务几乎销声匿迹。尽管平台补贴送货上门,但是末端快递员并没有因为增加的工作量而得到相应的报酬。只要遇到平台要求上门的订单,他们把这些快递暂放一边,优先配送单量更大的驿站自取件;等驿站送完,最后再去配送需要上门的快递;结果本来就需要优先派送的快递往往最后才送;一些消费者急不可耐,不得已自行取货,或者干脆拒收。经过这一番博弈,最终快递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,他原本就不想送货;平台得到推广费,快递公司拿到快递费,消费者没有花钱,唯一的输家只有商家。
造成这样的局面,其实每个人、电商平台、甚至国家层面都有责任。中国是一个六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,九亿人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国家;对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,宁可花15分钟自取快递,也不愿意加5块钱的得到送货上门的服务。
平台的责任就在于,并非所有用户都计较那点钱,许多人乐意为便利买单。但大多数平台或商家也不会主动推荐“加钱选顺丰”的选项,因为这个选项造成的心理暗示会吓走一部分潜在的消费者。其实,用户只需私下与商家沟通,额外付费走高端渠道即可——商家往往求之不得。
将商品投至末端驿站,并非落后的配送模式,而是市场无形之手的自然调节。中国以极低成本拉平城乡地域鸿沟,廉价快递功不可没。它建立在丰沛的人口红利之上:如果快递员日派百件就能温饱,那时所有乱象自会消失。好消息是,这一转变似乎不远;坏消息是,它也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终结。
【如果快递员日派百件就能温饱,那时所有乱象自会消失】欧美国家先行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“静态的收入增长,往往难以应对动态上涨的生活成本。”当快递员、维修工、服务员、网约车等基础服务业人员收入提高的时候,伴随的是社会整体生活成本的一起提高,基础服务业人员也是需要消费其他基础服务业人员提供的服务的,最终基础服务业人员的生活成本也会一起跟着提高,日派百件就又变得无法解决温饱,他们为了解决温饱就又需要提高工作强度。不可能存在一个基础服务业收入上涨,而社会上的房租、物价等基本生活支出维持不变的社会。快递的派单价格已经涨了有几次了,不合理的罚款和才是真正逼快递员作乱的核心原因,以罚代管”的模式侵蚀了他们的实际收入。搞得快递员有些直接躺平:“投诉就投诉,那有个功夫管投诉,有这个功夫不如多送几件,把罚的钱赚回来”
现在我们所享受的便利占有在巨大的人口红利之上;人口红利消失之后,服务业相关群体收入都会水涨船高;相对现在会好一点点。目前快递公司每单给快递员加的一毛两毛的,依然不足以让快递员维持良好的服务水平;行业内卷,这种问题几乎无解;只能让市场大手调节。